比如，如果某个检察官请病假或婚假，无需获得地方人大常委会同意。

第二，如果存在合宪解释与违宪解释之复数可能，且合宪解释相对更具合理性，则在结果取向上无疑将选择合宪解释而排除违宪解释。普通法院法官并不会界定宪法中的平等权究竟含义为何、包括几个层次，或者婚姻自由权的内容为何等等。

[14]至1876年，合宪性推定概念在Munn v. Illinois中被明确提出。总之，只有以作为正当性基石的司法谦抑主义为基点，方可厘清该方法的千姿百态，否则难免纠缠于方法运用上的口水战。四、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德国、瑞士学者对合宪性解释的正当性一般从三个层面展开。该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律解释的一般性方法被经常适用，它可以直接指导法院去解释制定法规范，从而可以避免宪法问题。[86]参见前引[4]，拉伦茨书，第245页。

由此，就方法论而言，争论的不是宪法的价值标准是否影响了其他法律领域，而是怎样影响以及影响的方法和强度。在行使形式审查权而拒绝适用违宪法律之后，如仍出现法律漏洞，则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方法加以填补，由此并不影响一般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权分工，也符合一般司法权的本质属性，且不会出现诸如反多数难题等困境。 （三）全过程审查模式有助于克服合宪性咨询的功能缺陷 如前所述，合宪性咨询制度的固有缺陷之一是它只能在抽象层面回答立法或行为涉及的宪法问题，缺少充分的事实和信息支持，这是我国在建立该制度时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合宪性咨询与合宪性审查的关联 第一，合宪性咨询是事前审查的重要环节。不过，该条规定较为简单，据此而进行的询问答复程序不甚明确，答复意见的效力也比较模糊(注：马凤春《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改造与完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92-94页。从域外国家的宪法、议会立法以及法院判例来看，提起合宪性咨询的前提是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性(注：例如，印度《宪法》第143条第1款规定，如果总统认为一个有关法律或事实的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出现，而就该问题的性质或者公共重要性而言，得到最高法院的观点将有助于解决该问题，那么他就可以将该问题提交给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行为应当接受全国人大和全国人民的监督。

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化解。在合宪性咨询程序中，议会和政府需要与法院保持一种相对和谐的部门关系才能高效解决宪法问题。

 四、结语：推动我国的合宪性咨询实践迈向制度化轨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在咨询对象已经确定的条件下，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厘清合宪性咨询的主体范围，明确合宪性咨询的标准，避免泛滥的咨询请求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带去难以承受之重。合宪性审查程序包括申请主体、审查对象与审查机关三方主体，其中审查机关相对中立，申请主体与审查对象则处于竞争和对峙状态。 第二，合宪性咨询与司法的中立性存在张力。

《欧洲人权公约》第16号议定书提出，咨询程序可以促进欧洲人权法院与各成员国法院的互动，从而推动公约的实施(注：Janneke Gerards, Advisory Opinions, Preliminary Rulings and the New Protocol No. 16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Appraisal,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21, no.4 (December 2014): 637-639 .)。虽然域外国家较早开启了合宪性咨询的制度实践并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但由于该制度与司法中立和分权制衡等原则的紧张关系，使其在域外无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宪法实施方法。据此，人民法院在引用宪法进行说理时，如果对相关宪法条款的理解存在疑问，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咨询请求。在合宪性咨询程序中，咨询主体和咨询对象各有所长：前者更加了解社会事实，对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张力更加敏感。

)，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主要是一种建议和参考，不要求其他主体绝对服从。进而言之，合宪性咨询还有助于协调各地方各部门的行动，从而更顺利地实现立法或行为目标。

相比之下，我国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和全过程覆盖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可以在避免该制度不足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优势。对咨询主体而言，法院发布的咨询意见只是一种观点和建议，在规范层面不具有效力但可以在事实层面产生影响。

在宪法实施过程中，这种专业化需求指向了尽可能正确地理解和适用宪法。类似的要求在地方层面也有所体现。尽管在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合宪性咨询程序中法院只是意见提供者而非行为决策者，但其存在本身便有可能对政府和议会产生反向激励作用，诱使它们逃避本应承担的宪法责任。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这要求它能够为其他国家机关解决在实施宪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指导和帮助。当前，发展事先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深刻阐释(注：陈玉山《法律案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事项与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82页。如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推进的合宪性审查工作覆盖了立法和行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所有环节，是一种全链条(注：《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4号，第923页。

如果其他主体对拟将采取的立法或行为的合宪性存有疑虑，或者存在完全相反的看法，就可能拒绝参与其中(注：例如，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议会表决通过的立法通常要在国家元首签署后颁布实施，如果后者对法案的合宪性存在疑虑，就可能拒绝签署。按照分权制衡的经典逻辑，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可能给权利和自由带来威胁，而分权则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重要机制。

 （一）合宪性咨询制度的积极功能 第一，预防违宪立法颁布实施，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在具体审查过程中，审查主体同样无须受制于咨询意见，可以结合具体争议的事实要素对咨询意见指导下的行为进行审查并给出评价。

美国大多数允许合宪性咨询的州也会要求被咨询的应当是重要的法律问题。除了合宪性咨询内在的局限性，它与司法中立原则以及分权制衡体制的紧张关系，都使得域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对该制度的去留充满争议。尽管实践中部分国家允许咨询主体提供关于所涉问题的概要介绍，但此类信息通常并不全面，法官受时间和精力所限也无暇展开深入研究(注：Mel A. Topf,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Advisory Opinion Process in Rhode Island, Roger Williams University Law Review 2, no.2 (Spring 1997): 226.)，这不利于其对宪法的理解和适用作出准确判断，据此给出的咨询意见无法彻底排除立法或行为违宪的可能。)，因此建立新的合宪性咨询制度势在必行。

合宪性咨询在域外的发展历程表明，它在推动宪法实施的同时无法解决所有宪法问题，有可能导致咨询对象权力的不当扩张，影响宪法权力分工体系的正常运转。但自1982年建立新的宪法秩序以来，合宪性咨询案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现。

)王旭将此类要求提炼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相邻规范，并指出其内容之一是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基于模仿和专业化需求而存在的合作、沟通关系(注：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85页。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不断走向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其他国家机关将会产生更加广泛的合宪性咨询需求。

这给合宪性咨询带来的影响是，咨询意见要在全过程的审查流程中反复接受检验，由此可以降低不合理的咨询意见对宪法实施的不利影响。 第四，为咨询主体和咨询对象提供对话和交流渠道，推动宪法得到完整准确的实施。

 由于我国的合宪性咨询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当前学界关于合宪性咨询制度的研究比较少，对于该制度如何发展还没有清晰的线路可循。根据官方权威解释，此举的目的之一是及时了解各方诉求和分歧所在，对重大分歧问题及时协调处理(注：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二）合宪性咨询制度的局限 第一，合宪性咨询主要在抽象层面进行，咨询对象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有关方面拟出台的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重要政策、重大举措，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实施、适用问题的，都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工作要点》提出，建立健全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咨询制度和事后审查制度。合宪性审查中的事前审查通常是行为主体的法定义务，通过合宪性报告或说明等形式予以保障落实(注：例如，加拿大《司法部法》第4.2条要求司法部部长在将政府法案引入联邦议会之前出具宪章声明，阐述法案对受到1982年宪章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潜在影响，以使相关问题能够引起议员和社会公众的注意。

另一方面，应当健全合宪性咨询的程序，完善合宪性审查与合宪性咨询的衔接机制，在尊重咨询主体职权完整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咨询意见的指导功能，实现合宪性咨询制度的规范化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依宪治国的伟大实践。更重要的是，合宪性咨询可能导致民主责任制的退化。

随着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合宪性咨询请求被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健全合宪性咨询的制度通道。 另一方面，从纵向维度来看，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